撰文|赵立波

导读：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以来，科举制度在1300年的历史中，这条看似“学而优则仕”的光明坦途却相当狭窄，到了清代时期，这一制度才勉强产生“十万进士”，说明了科举制度的文化设计的难度性和相对公正性。仅此一点，杨广对于历史文化的贡献就相当了得。此后，科举制度成了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通道，同时对于科场舞弊及学术造假均以高压态势进行零容忍管制，科举制度的严肃性不言而喻，而这项制度能够跨越千年，靠的是真才实学，由此让这条高端人才通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科举制度的严肃性和难度，最终千年只有“十万进士”。

科举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曾经被批判过。往前，西方民主革命时期批判过，戊戌变法时也批判过。科举制度的创立以来，为各个时期选拔了大量人才。例如，唐宋文学上有成就的人除李白之外，大多数人都由进士出身，在历史上作有突出贡献的人许多人都中过进士。有的出身家境极其贫寒，如范仲淹“割粥而食”，欧阳修小时连个笔都买不起，但是靠着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彻底改变人生，并在历史上留下煊赫名声。此外，明代王阳明和清代曾国藩，无一不是科举制度培养起来的高级人才。然而相对来讲，科举制路总体来看是艰涩之路，是最拥挤的仕途之路。

清代榜文

从“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有人因为落第连回家的脸面都没有了，唐代诗人张继正因为落第而写出了千古传颂的《枫桥夜泊》，那一夜张继的失眠成了那些落第人的典型代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虽然天资聪颖却考了三次科举才中举王阳明十岁的时候问自己的私塾老师说：“天下何事为第一等事呢？”师傅对他说：“唯有嵬科高第，如你父辈等考取功名，中状元光宗耀祖才是最大的事情！”王阳明却质疑说：“嵬科高第者是常有的事情，这难道就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吗？”老师回答说：“当然，如你所见，什么事情都要成为第一名才好！”王阳明辩解说：“登第及科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之人吧。”《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对于科举之路看得较为达观，甚至是有那么太过于轻松而另类，他曾对别人说起落第的感受时说：“人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就是科举考试让他动心去做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早年的王阳明狂傲可见一斑。

王阳明、曾国藩

无独有偶，清朝的曾国藩在科举之路走的更是异常艰难，在历经7此考秀才后，终于来到北京继续参加科举。曾国藩在参加完殿试后，拿出自己考题给同考看，因为粗心马虎，这才发现有一个大错误，让他非常懊悔，到家之后“午初到家，因场屋有大错乱，心甚不安贴，与内人兀坐相对，患得患失之心，憧憧靡己，强为制之，尚觉扰扰，夜不成寐。”由于殿试的马虎让曾国藩回家后悔恨恍惚，幸好三天后，曾国藩得了二等第一名榜单成绩，并被道光安排到“翰林院侍讲升用”由此走上了仕途之路。在多年后已经是功成名就之时的曾国藩，还会被梦境考试所累。“梦在考场中考试，苦涩不能下笔，不能完卷，焦灼之至！惊醒。”在梦里他因为答不上考题，非常焦急，以至于如噩梦般的惊醒，可以想见曾国藩当年在科举道路上的异常艰难，以至于他年之后还在为此胆战心惊。他在醒来后自我总结说：“余以读书科第官跻极品，而学术一无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愧叹无极！”《曾国藩日记》

雍正是科举舞弊的处理最严厉铁腕的皇帝，对科举舞弊零容忍。

雍正十年（1732），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俞鸿图被任命为河南学政，掌管一省文教，属于钦差大臣。由于替皇帝遴选人才，组织科考，属于重量级官员。“学臣岁、科考试，乃选英论秀，为国家储备栋梁只用，必须矢慎矢公，屏绝贿赂，方能拔孤寒而得正才。”这是当时对主考官提出的总体要求。此后一年，于鸿儒在五月份来到许州主持考试，按照惯例应该由知府一级的官员配合这项工作，但当时许州知州安凤彩外出未归，俞鸿图便临时委派知县贾泽汉暂时代理，结果因此铸成大错。原来这个贾泽汉的知县本来就是违法乱纪的一类官吏，因为住在当地的一个油店内，便于店主和几个帮手窜通，终于说动了俞鸿图上下勾结，合伙贿卖考题给秀才。

雍正画像

没多久，河南学政俞鸿图出卖考题的科场丑闻迅速传播出来，河东总督王世俊向雍正奏报说：“臣虽巡视东省，而豫省官吏时刻提防，留心访查。在东省时，即闻学臣俞鸿图私卖秀才，声名不好。”《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在奏报后，王世俊又将具体涉案秀才的名单给雍正一并呈递，并说以上几十人确凿外，还有一些“尚未尽悉”。雍正得报极其震怒，要他进行详细调查，一个月后，王世俊将调查结果向雍正汇报说：“现今各童生甚是畏法，已将贿卖秀才银两悉行供出。”最终，王世俊汇报结果是，俞鸿图共收受秀才银两12000多。《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在提审俞鸿图时，本人对此案供认不讳交，但在收受数额上存在差异，俞鸿图供案说：“许州考毕要走时，知县贾泽汉说，考生很感激我，给我公礼封套一函，一时昏聩，竟然收了。里面三个票子，其中两票共二千四百九十两，一票二千两。另外，于八月间回家，家人丁宝、宋纪云、教官张正性在外撞骗着几名，前后持银一千五十两，分与小的们的。”

河东总督王世俊给雍正上奏说：“据提审贾泽汉一人已招供，经手交银六千二百两，其余张正性等经手交收者甚多。”最后王世俊总结说：“俞鸿图所交代的不足一半，更属欺罔矣。”

科举现场

雍正在王世俊的奏折上批示说：“此朕甚嘉是览之，封疆大臣若皆肯如此存心，朕复何忧也。”最后指示“将俞鸿图一并严参题奏。”在俞鸿图贿卖秀才案结案后，雍正特发谕旨，对天下负责考试官员进行集中整治，他说：“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最后雍正规定：“嗣后各省若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者，经朕访闻，除将学臣从重治罪外，该督抚亦必照溺职例严加处分。”《雍正朝汉文朱批汇编》

最后刑部建议给俞鸿图处以腰斩酷刑以示惩戒，雍正批示同意。当听说俞鸿图被腰斩后用自己的血在地下连写几个“惨”字后，雍正也觉得此刑过于残忍，决定自此废除腰斩酷刑。此后几十年，清朝在严厉整治科考风气后，一直到嘉庆时代再未出现严重类似案件，大概与雍正的霹雳惩处不无关系。

明清后，落第的真才实学的人最终归入幕府，有的人实现迂回仕途理想。

科举制度的高度狭窄，让落第举人怎么办呢？从明代开始，这些人开始“自谋生路”，如明代徐渭和清代的左宗棠便是这一典型转身。当年，郭嵩焘受到咸丰帝召见问说左宗棠时，郭嵩焘说：“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咸丰帝得知左宗棠已经四十七岁，不无遗憾地说：“再过两年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糟蹋。汝需一劝劝他。”咸丰帝在得知左宗棠因无科名对此耿耿还要参加会试时说：“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要有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可见作为最高层已经对科举和选人有了根本转向。而曾国藩的幕府恰恰收揽了这样的人才，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左宗棠从师爷做起，最终一步步成为了大清的柱石。

左宗棠

当时还有一个叫赵烈文的，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其父赵仁基，道光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自幼扎实地系统地学习了传统教育，但三应乡试不中，作为高级官员之子，咋清代科举也没有捷径可循，可知科举到了清代愈加严格。赵烈文于是绝意仕途，专心钻研务实之学。大约在1856年1月被其姐夫周腾虎推荐入曾国藩幕僚，1861年12月，由曾国藩专折奏调赴军营，称其“博览群书，留心时事，可堪造就”。虽然在科举之路未能走通，但是赵烈文靠着真才实学在跟随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因功受赏得以迂回进入了清朝的官员序列。有趣的是，赵烈文与曾国藩的谈话完全证明了赵烈文的出色才华。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刚刚被赵烈文用药物治病有了些起色。“初鼓后，涤师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曾国藩再一次蹙着眉头问赵烈文。赵烈文平静地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最后清朝的灭亡形式和时间惊人地被赵烈文预言准确，以其出色才华和学识都未能考中科举，可知到了清代科举的僵化性。

赵烈文

科举制度以一千三百年的惊人坚持，在读书人的心中种植下如梦似幻的构想，使中华文明越过无数次灭亡危机而浩荡延续。正是这种延续，使我们有可能汲取千年前的伟大精神力量，但是遗憾的是，在清代末期，几乎所有的科举受益者们将清代的所有问题都推责给科举制度。张之洞在1903年的奏折中激情写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平衡各国。”而真正结束这一科举制度的是袁世凯，他的理由更为充分，如果现在立即停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学校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但是，大清等不得二十几年“强邻环伺，岂能我待！”1905年，清廷正式下达谕旨为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画上句号，不几年，清朝也随之灭亡。

袁世凯

看来袁世凯的废除科举未能挽回大清，却给他的青云之路过早得以实现，废除科举，让袁世凯收获了极大的美名， 并收获了总统的权力之椅。一剂猛药不仅彻底将清廷药死，同时也迅速瓦解了千年的体制完善的科举。可能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一点，洪秀全、袁世凯、孙中山都曾是热血沸腾的读书人，在经历考场失败后，彻底走向了另一面的人生。